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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《文物天地》:汪庆正的治学风范

          《文物天地》:汪庆正的治学风范

          提起汪庆正,大家都公认他是位陶瓷研究专家。他这个专家包含着三层意思,一层是对某件具体瓷器真伪的鉴别,另一层意思是对陶瓷理论的研究,还有一层意思是对古窑址的发现。这三方面的学问在汪庆正身上得到统一。汪庆正腹中还有一门学问就是对碑帖的研究。远的不说,即从他对海外归来的《淳化阁帖》的研究,确定它是现在存世的阁帖中最好的本子,毅然拍板购回,不只是魄力,更为重要的是在帖学研究上的功力。对这部阁帖虽有歧议,但还没有人能推翻汪庆正的鉴定结论。汪庆正腹中还有一门鲜为外界所知的学问,那就是对古钱币的研究。而在古钱币研究领域中,他却是备受推重的学问家。在他住院期间,笔者前往探望,他还摇晃飘洒着华发的脑袋,颇有感慨地说:“我的研究对钱币用功最多,算是第一,治碑帖之学是第二,瓷器研究算第三。不过和老一辈学者相比,我这些都是小儿科。”在治学上,汪庆正总是有着内在的谦虚,所治的钱币之学不就是藏而不露吗?

          生活在积淀深厚的古钱文化土壤中

          谈到对钱币的研究,汪庆正说:“在钱币的研究上我可以说是花了大半生的精力,用的功夫最多。”他还是中学生时就开始玩起古钱了。

          汪庆正出生于苏州名门,家中颇有些收藏。但是在这方面,他是很少谈及的。只是有一次,我们在一起聊天,他的夫人突然露了一句,他们的儿子周岁生日时,祖父送给孙子的礼品是一箱青花瓷器。不过,在1948年,他考的却是东吴大学法学院,而不是和文物有关的历史或文学之类的系科。1949年之后,法律已经避时,他又转学经济。1952年毕业时国家分配,他如愿以偿地进了上海市文管会,干的是行政工作。对钱币的研究虽然是业余的事,但毕竟是在文物机构,近水楼台,使他接触到更多的实物,他自称是“学业成绩突飞猛进”。

          对古钱币的收藏与研究,在中国也算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了。但没有脱离股掌间的赏玩之学。清代乾嘉之后,很多学者做了大量工作,不过还是停留在出版图录等资料的收集上。上海这个地方对古钱的收藏研究土壤深厚,晚清之后到20世纪40年代,许多钱币收藏研究者萃集在这里,如丁福保、张叔未、袁寒云、宣古愚、罗伯昭、郑家相、张絅伯、戴葆庭等,他们创办钱币学会,出版刊物。汪庆正在文管会工作时,和他们中还在世的藏家多有往来。他们的藏品又大部分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。

          汪庆正在这片土壤中对古钱币的开拓与研究,那是前人所无法具备的古钱文化丰厚的环境。汪庆正极为珍惜这样的研究环境,他说:上海博物馆古钱藏品丰富,这是我进行研究的先决条件。但是,研究先秦货币,需要多学科的配合,涉及古文字学、历史地理学、史料学、金属工艺学和钱币学等等,而且必须有正确的货币学的理论指导。

          笔者问过汪庆正:你所说的正确的货币学的理论是指什么?汪庆正回答:“是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以货币为基础对社会形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。在研究钱币的过程中,我前后把《资本论》读了三遍,此外还读了马克思的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。我认为在这两部著作中,马克思讲了货币的五种功能,对货币的分析是全面的,也是最权威的。国内外的经济学家,有的也讲了货币,但却是东一点,西一点,没有系统。中国搞钱币的,大多数只是为了收藏,停留在观赏和鉴别上。我是想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货币史。”

          大气综合与细镂剖析相和谐的学问

          无论是读汪庆正的有关钱币的学术论文,或是和他交谈,我都感到他是个思维敏捷的学者,他善于用考古发掘的新材料,来探讨回答前人研究中留下的疑难课题,很快就形成新的思想,建构一个别人难以逾越的学术构架。1957年,他写了一篇《关于我国货币发生和发展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》,经过两年的思考,1959年才拿出来在《考古》杂志上发表。文章不长,但提出货币发展比较完整的体系。这个体系即是中国货币发展从没有货币开始—→物物交换—→实物货币—→金属称量货币—→金属铸币。现在中国研究货币都是沿着这条线进行的。1988年,汪庆正主编《中国历史货币大系·先秦货币》在“总论”中对这个研究构架又作了进一步完善。

          在以“贝”作为主要实物货币时代,汪庆正提出猪、牛、羊及谷类也是作为实物交换的。到了金属铸币普遍使用的战国时代,墓葬中各种类型的仿制贝,应该是装饰品,而不应该是货币了。

          汪庆正有细致的学风,能从极细微为人们不注意之处做出学问来。在金属称量货币的研究中,除了应用文献资料,他从金属称量币的重量变化,提出了历史断代或王朝的兴衰问题。有趣的是,从金属币重量,他提出古代官吏的贪污问题。

          在金属铸造货的币中,对布中的空首布、原始布与工具铲、早期空首大布、早期平肩空首布、耸肩尖足空首布、斜肩弧足空首布以及平首布,汪庆正不但回答了前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,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,给以后的学者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。诸如中国金属货币制造的确切始铸年代、各种货币的演变序列及其纵横之间的关系、涉及先秦铸币的有关形式以及币面文字的释读等等。

          刀币向来是古钱币研究领域中的复杂问题,如莒刀、齐刀、燕刀、赵刀等,其始铸时间、铸造地点、交换手段及流通区域,常常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前人著述常因资料的局限而产生某种误解。汪庆正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,都一一进行梳理,一方面纠正了前人之误,另一方面就是提出新的见解。读了他的论文,方能体会到他既有高屋建瓴的综合能力又有精心的细镂剖析的功力。

          三孔布是战国布币中极为特殊的品种。虽然在清初尚龄在《吉金所见录》中开始介绍给世人,但多少人能见到传世之品。到清末民初,因其稀见而价值昂贵,且伪品传世甚多,真品罕见,拓本亦少。广州王贵忱编的《三孔币汇编》于1984年出版,算是三孔布拓本最多的了。

          关于三孔布的研究,除了裘锡圭《战国货币考》一文是对三孔币面文字释读一次重大突破,而铸造三孔币的国别及铸造年代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。1984年,汪庆正赴日本,考察了东京银行收藏的三孔布,1985年即发表了《三孔布为战国中山国货币考》一文,对三孔币面的文字加以释读,并结合历史地理学的知识,考证了中山国的历史疆域及三孔布上记载的地名,论证三孔布是中山国货币,进一步确定三孔布铸造年代应属公元前四世纪。

          在“布”“鎛”两字相通的考证中,同时考证人死之后,其朋友往往送一笔钱,作为“奠仪”。在古代称为“赙赠”,亦即“鎛赠”。可见,中国对丧家的赙赠是非常古老的。在实物货币时期,赙(鎛、布)用来作为建墓挖坑时的铲土工具,赠给丧家应该是最实用的东西,在金属称量货币时期,铜铲不仅可以使用,而且是财物。这样对古钱和民俗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,都是饶有趣味的。

          汪庆正的《中国历代货币大系·先秦卷·总论》、《“半两”考异》等论文,在先秦货币的研究上都有新的突破。在《“半两”考异》一文中,除对“两”字的含义的变化作了有趣的探索外,还提出了“半两”和衡制的“两”联系起来始于何时等难题,给他人留下了新的研究天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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